体谈 | 周琦闹剧极限解决，靠的仍然是中国式“特事特办”

周琦公示的D类合同仅有一年，但明显与CBA现行规定的“D类合同至少得两年”相冲突，为何却能获批并公示48小时？据求证，此事确系中国篮协特批。

撰文丨霍森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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编辑丨谢凤梅

男篮世界杯即将开战之际，长达近两年的大戏“周琦去哪儿”也终于落下了帷幕。

中国篮协发布了重磅官宣：“新疆广汇篮球俱乐部、广东宏远篮球俱乐部友好协商，充分尊重运动员的意愿，于8月18日达成一致：周琦加入广东宏远篮球俱乐部，赵睿加入新疆广汇篮球俱乐部。”

中国篮协深夜官宣周琦赵睿互换东家

不得不说，这个斡旋结果对于身处事件漩涡当中的各方来说，可谓是皆大欢喜，但回头复盘这一事件，不管是其产生的原因，还是其最终得以成功解决的方式，却都偏偏指向了CBA市场化改革举步维艰的现状，不得不令人唏嘘。

01 周琦与新疆的10年爱恨情仇

要充分理解这一事件的复杂性，我们还得从2013年说起。

2013年底，周琦与辽宁的青训合同到期，在新疆开出了令人无法拒绝的报价之后，2014年1月，周琦最终决定与新疆签下“4+2”的合同，4是合同年限，2是合同到期后接下来两年的优先续约权。

2017年，火箭队以65万美元的价格买断了周琦在新疆队的合同，并且中国篮协出具了买断认定，于是周琦得以前往NBA。

2018年，周琦被火箭裁掉回国，与辽宁队达成一致，几乎马上就要成为辽宁球员的时候，新疆队将官司打到篮协，认为周琦去NBA只能算是“冻结”原本的4+2合同，所以当前的新疆队依然拥有+2的优先续约权。

周琦为新疆男篮效力

篮协认为新疆的申诉有效，2019年，周琦与新疆队续约2年。

2021年，周琦与新疆的合同到期想要离队，新疆却继续以最新出台的顶薪优先续约权锁死周琦。

周琦拒而不从，CBA联盟介入调解，最终裁定周琦为自由球员，但时间上已经错过了球员注册期，周琦不得不远赴澳大利亚。

此后，新疆不满意联盟裁决，而周琦则反手举报新疆队的合同与税务问题，但税务局在调查后没有找到违规之处。

2022年，周琦从澳大利亚回国，但依然无法注册任何俱乐部。

2023年初，篮协突然宣布对重罚新疆队，禁止他们参与转会交易和为新球员注册，为期一年，同时暗示周琦恢复了自由身。新疆队抗诉无果之下，愤而宣布退出CBA，并在社交媒体上发长文怒斥联盟管办不分，暗示手中有更大的黑幕要揭开。

新疆男篮宣布退出CBA

仅仅半个月后，新疆队忽然宣布重返CBA，篮协也撤销了对新疆队的处罚。

2023年8月18日，篮协官宣周琦注册广东，赵睿前往新疆，历时719天的“周琦事件”终于得以解决。

02 从“多输”到“多赢”，角力下的博弈

周琦与新疆的十年爱恨情仇，已经很难用简单的是非对错来说明。

这件事里，周琦想要争取自己的利益，拿到更多的薪水；新疆为了从辽宁挖到周琦已经支付了大量隐性成本，却又不得不服从“大局”将周琦送往NBA，现在他们也只是想在周琦身上捞回本钱而已——双方本是各护其利，却偏偏走到了多输的结局。

最终，周琦这样的国手，在合同已经被裁定为自由身的情况下，居然有近一年的时间打不上比赛，本身就是一件极为不职业、极为荒诞的事情。

而且事情的后续发酵，在多方角力下化成了一个恐怖的绞杀漩涡，不管是事件的双方，还是后来入局的CBA联盟，甚至是中国篮协，没有一个不是焦头烂额、遍体鳞伤的。

周琦被贴上了拜金标签，并且利益受损，状态下降；新疆被认为贪得无厌，多年的持续高额投入也没有换来一个良好的形象；CBA联盟暴露了自己的不专业和无能；篮协一副被新疆拿捏住小辫子的样子更是让球迷浮想联翩。

好在，国家队即将迎来世界杯生死战的当口，事件忽然迎来了皆大欢喜的结局。

从“多输”到“多赢”，真是皆大欢喜！

周琦不仅有球打了，而且下家还是传统豪强广东，与阿联搭档的内线组合足以让人充满期待。

赵睿一直对自己的薪资、战术地位和队内地位不满，新疆可以承诺他想要的一切。

广东去掉一个更衣室隐患，获得了国手级的明星内线。

新疆几乎没有付出任何代价（反正周琦也上不了场），得到了心心念念的超级后卫。

这样一看，简直是多方共赢的完美结局，也难怪中国篮协深夜迫不及待的就要公示全天下——“看，这个斡旋是不是很厉害？我主持的！”

世界和平得仿佛就像曾经的闹剧从来未曾出现过一样。

03 事件折射出CBA市场化改革的痛点

其实回到2021年事件爆发的节点，周琦与新疆队一开始未必真的就有那么不可调和的矛盾。

新疆队多年来真金白银的持续大投入，要说他们贪得无厌也实在有些冤枉人。从NBA回归的周琦，之所以愿意承认新疆队+2的优先续约条款，除了人情世故之外，未尝没有那每年2000万薪水的因素。

但此后CBA推出了工资帽和限薪令条款，新疆想要再强留周琦两年，就只需要付出每年800万的薪水即可，这对周琦来说当然是不可接受的。

新疆的诉求只是留下周琦，他们不是不愿意给钱，但……因为限薪令，这钱没法给。

为什么要留下周琦呢？因为偏远地区的新疆，除了开高薪，很难吸引优质球员；而CBA球员、特别是顶级球员，市场流动性又极差，想要转会除了市场因素，还要有行政手段，这恰恰也是新疆所缺乏的。

周琦为了抗争，不得不远赴澳大利亚

那么为什么要有限薪令呢？因为要维护联赛的平衡和公平，防止超级球队一家独大，而且CBA公司和各个俱乐部在疫情期间亏损严重，很难再继续维持像前几年那样高额的投入。

是不是很有趣？

本来是为了保证市场化和公平性的决策，却反而造就了周琦事件当中“多输”的结局，并在后续的发展中将市场化和公平性狠狠地踩在了脚底。

那么，限薪令起到效果了吗？

恐怕没有。

上有政策，下有对策，球员们收益的大头悄悄从年薪转移到了高额的合同签字费之后，限薪令如同虚设，联盟也对此睁一只眼闭一只眼。

周琦这两年的苦，感觉就像是白吃了。

04 管办分离说易行难，改革路在何方

中国男篮的名宿马健曾经多次在个人社交媒体上质问CBA联盟和篮协，为什么像郭艾伦和周琦这样的球员，想要自由转会，就这么难？

为什么说了那么多年的管办分离，即便是在姚明一次又一次的改革之后，依然还是没有看到太多曙光？

说到底，根本原因还是在于我们的篮球人才培养机制，依然靠的是各地体委和俱乐部的青训，在这样的体系下，培养出一名顶级球员确实需要付出了不低的沉没成本，向球员本人索取奉献作为回报自然也很合理。

CBA职业化道路走得有点艰难

但这种人才培养机制，与CBA的职业化和市场化是绝对相冲突的——人才都不能自由流动，谈何市场化？

想要打破这种僵局，就必须引入多个渠道的人才培养体系，可是目前被姚明大力倡导的校园篮球，离开花结果似乎还遥遥无期。

不管是球员流动，还是球员管理，当CBA联盟的商业手段运转艰难而不得不多次求助于篮协的行政手段时，“职业化”三个字便也显得有些不那么理直气壮了。

“周琦事件”其实非常具有代表性，因为周琦一直以来就是一名“刺头”。

早年他就始终不愿意将自身关系挂靠在辽宁，最终等到了新疆队的天价合同；后来与新疆闹翻之后，又是宁可到澳大利亚打球也绝不愿意被新疆拿捏；而这一次，据闻周琦本来可以从广东收获一笔不菲的签约费，但他宁愿放弃其中的绝大部分，也坚持只和广东签约一年，要把未来的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中。

看，只要篮协亲自下场斡旋，哪怕是广东这样的豪强，也只能和周琦签下一年的“D类合同”，而CBA联盟明确规定，D类合同至少需要签两年——又是一个特事特办。

周琦公示的D类合同仅有一年，明显与CBA现行规定的“D类合同至少得两年”相冲突

原因？当然是让周琦先安下心，好好为国家队打世界杯……

于是我们不禁要问，如果周琦不是国手、不是刺头，他会获得这样的特权吗？俱乐部和投资人的权益，谁来保证？球员的利益，谁来维护？今后如果再出现类似的事件，是不是依然要靠行政手段来作为最终解决方案？

不得不说，姚明改革那么多年来，的确取得了一些成果，至少让CBA联盟看上去更职业了不少，但通过“周琦事件”，我们很明显能看到，掌握CBA仲裁的终极力量显然依旧在篮协而不是CBA联盟本身。

掌握CBA仲裁的终极力量显然依旧在篮协而不是CBA联盟本身。

如今的CBA联盟，就像一艘外表华丽却依然有着陈旧底板的大船，想要真正扬帆起航，还需要在根基上多下功夫才是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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